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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报告指出：“经济、恋爱、私生活———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刘仲益、蒲华辅在经济问题、私生活上，腐化倾向特别严重，而恋爱问题，是每个叛徒都有问题的。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报告犯了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的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是不大注意的，但是，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狱中报告指出：……加上有叛徒协助，结果敌人是在暗处，我们是在明处，处处出事，后来程谦谋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川东地下党斗争时期，对敌人的轻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相对地下党组织的巨大的统治力量认识不足，这主要表现在盲目发动武装起义，利用《挺进报》对敌展开攻心工作，扩大发行。二是对特务机关在破坏地下党组织和逮捕革命志士方面的狡诈性认识不足。
在川东武装起义的同时，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机关报《挺进报》被确定为对敌攻心的武器，大量向国民党的党政首脑机关和军警特务等单位寄发，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特工徐远举采取“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运用线人搜集情报，将《挺进报》破获。
刘国定在党内生活中的“我是上级，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冉益智要求下级要有“革命气节”等等，可是当危及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们的尊严、气节全抛到一边，而只顾自己的安危去苟且偷生。罗广斌报告中曾提到冉益智，说他“善于解释”，以致后来叛变了，也能为自己找到理由。刘国鋕曾对他崇拜有加，但刘国鋕对组织和领导人的关系认识得很清楚，并没有因为冉益智的叛变而对组织失去信心。他在牺牲前说过：“只要有党在，我就等于没有死！”说明他相信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而不是某些以组织面貌出现的领导人。
1947年到1948年，川东地下党组织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挺进报》事件，一件是川东武装起义。两次事件均遭失败，导致200多人殉难于重庆解放前夕。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一份《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报告。这份报告对川东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非常深刻、沉痛的总结：一是“我们开了一些空头支票，宣传鼓动的结果，比如我们向群众大吹特吹，说解放军即将入川，或者说解放军便衣队已经来了，甚至假扮解放军来到他们区域做样子……
罗广斌首先记录了狱中同志从党的建设方面总结经验和对党组织遭受巨大破坏的原因进行分析，主要有：下级党员的反应（映）和对上级批评不容易传达……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领导机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具体表现在：首先，对1948年形势的判断上，地下党领导人对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胜利充满喜悦，对重庆仍然有国民党强大的势力“估计不足”，对革命形势在西南地区的发展“过于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