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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解读

“红船精神”,作为一种革命精神,是以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革命斗争为基础的

2018-12-13 浏览量:4548发布者:刘艳梅

1921年夏,一群人行色匆匆,登上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浩渺烟波上,不大的船舱里,他们完成了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议程,庄严宣告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这条游船由此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96年后的10月,这个政党的掌舵人习近平,带领着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回到红船前深情宣告:“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对他在2005年首次提出并阐释的“红船精神”的回应和重申,“红船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的地位就此确定。 

为什么直到2005年“红船精神”才被首次提出 

“红船精神”,作为一种革命精神,是以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革命斗争为基础的。但在“红船精神”第一次被提出和概括之前,全党学习弘扬的革命精神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在这些革命精神中,由于井冈山精神形成的时间最早,被许多人认为是党的革命精神的源头。但是,如果说源头是井冈山精神,那么,如何解释从建党前后到1927年间这么长的一段空白期?如果说源头不在井冈山,那么向前追溯到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哪种精神可以作为这一段时间最具代表意义的革命精神?这一段时间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既有伟大的创举和巨大的成绩,又伴随着极度的挫折和成长的痛苦,对这个时期的革命精神提出一个让学界和广大干部群众都能接受的概念,需要巨大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勇气。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红船精神”,显然解决了这个问题。“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的提出,对完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意义重大。 

首先,它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建党精神。细究起来,从建党到大革命,从呱呱落地到蹒跚而行,在党的幼年的全部过程中,发生过多少激动人心、影响全局的重大事件,出现过多少惊才绝艳、功绩伟大的党内英杰,产生了多少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革命精神啊!但这中间,最为核心、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建党精神。恩格斯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用建党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就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的历史叩问,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出发”的初心本愿,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的起点,实现了党的发展奋斗史和精神创建史在时间序列上的统一。 

其次,它找到了一个具体象征――红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集中体现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建党实践之中。但是建党实践涉及到上海、北京等多地,也不是某一个人单独的行为,因此很难像其它革命精神那样,用人名、地名、事件来命名。习近平同志准确把握建党精神的本质,使用了“红船”这个鲜活、生动而富有象征意义的概念,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第三,它提出了三个内涵――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三点内涵文字不多,却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之后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追根溯源,其内涵都源自这三点,它们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各有侧重而又一脉相承。 

“红船精神”的存在是光彩夺目的历史事实 

“红船精神”的概念,虽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后提出来的,但它的存在,却是光彩夺目的历史事实。伟大的事业创造出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彰显于伟大的人物。“红船精神”的主体,是建党先驱。他们包括:一大代表、一大召开时全国50多名党员,以及其后不久纷纷加入到这个伟大阵营的早期党的领导人和烈士们。他们的杰出代表,是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蔡和森、赵世炎、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向警予……都是为人所熟知的伟人和烈士。 

他们的身上最集中地体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20世纪初的中国,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在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中国的先进分子们上穷碧落下黄泉,苦苦寻觅着出路和未来,一次次碰壁、一次次梦碎,在“切骨的痛苦”和绝望中,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成功了,这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李大钊率先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经过反复推求和比较,先进分子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路。于是,在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中,他们开始酝酿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是,建立一个被中外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的“过激主义”政党谈何容易?他们遭到反动势力的联手迫害。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从北京到天津一百多公里,骡车行走费时两天,天寒地冻、漫天阴霾,乔装打扮的两个人对此却毫不在意,他们在骡车里热烈地讨论,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头筹备党组织,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从旧式骡车到南湖红船,中国共产党在从无到有的征途上披星戴月,一路奋进。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冲破阻挠,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日本、法国建立起党的早期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了一大,初履上海,继及南湖,最终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路漫漫其修远兮,道阻且长。在中国共产党建党时,全国共有300多个政党、数十种思潮,后来有多少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而中国共产党呢,出席一大的代表,有两名前清秀才,两名教员,四名媒体编辑,三名大学生,两名中学生,由这么一群中小知识分子宣布成立的政府,驾着一艘从南湖出发的革命红船,闯恶浪,过险滩,几番险些灭顶,几度创造伟业,几次完成飞跃,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89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回顾先驱们建党的创举,对这群勇敢的先行者给予再高的评价、再多的赞扬都不过分。 

他们的身上最集中地体现了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苏格拉底曾说过:“世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奋斗是人类美好的品质,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先驱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倡导奋斗,李大钊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努力;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而组织新民学会,毛泽东更在日记中以奋斗自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赵世炎则断然宣布,奋斗“为人生第一要义”“处此万恶社会,不奋斗,何以为人也!”而当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就成为他们终身的目标,从此坚定不渝,矢志不移。周恩来就慎重地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赵世炎即使在狱中,也不忘奋斗,他的精神感染了难友们,直到他英勇就义后第二年,牢房里的狱友还互传纸条,“要记住施英(即赵世炎)的遗言,要坚强,要奋斗到底”!他们用自己始终如一的言行,生动地阐释了奋斗的真谛,将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代代传承,使党的历史成为一部为理想顽强拼搏、不懈努力的奋斗史、奋进史。 

他们的身上最集中地体现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在建党先驱们看来,共产党员就是最光荣的称号;投身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就是人生最高的价值追求,为此不计名利,不计地位,不计得失,甚至“断头流血以从之”(李大钊语)。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期间,经常将工资充作革命经费,接济贫寒青年,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李大钊牺牲后家里仅剩1块大洋,因为没钱安葬,棺椁衣裳都是朋友资助的。那时候,“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这是早期共产党员的特点”。邓小平回忆起那段岁月时,特别感慨。他还记得,在法国赵世炎职位比周恩来高,周恩来职位比陈延年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位最高。赵世炎回国后职位在他们之下,却全不在乎。邓小平总结说:“在那个年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为了追求革命,他们公而忘私,舍小我成大我,顾大家舍小家。李大钊说:“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他们用自己始终如一的言行,生动地阐释了奉献的真义,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代代传承,使党的历史成为一部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牺牲史、奉献史。 

今天,在先驱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们党的总书记沉思历史,深情赞美“母亲船”,要求全党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让“红船精神”永放光芒。深刻的思想,发人深思,催人奋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新时代和新征程上,沿着红船的航向,秉持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赓续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铭记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鼓起风帆,挺起脊梁,敢于担当,坚定前行,不断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历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