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踏上了进京“赶考”之路。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孕育了以“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为基本内容的西柏坡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74周年之际，我们重温西柏坡精神背后的红色故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埋头苦干、奋勇前进，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优异答卷。

不做寿，谦虚从领袖自身做起

刘亚杰

1949年，中国革命已发展到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面临执政的考验。进京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同志提出“两个务必”。此外，他还提议给党员干部，同时也是给自己，定下了以“不做寿”为首的六条规定，以此保持“赶考”的警醒。

“不做寿”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并一贯身体力行的。1943年，恰逢毛泽东五十岁寿辰。党内同志第一次提出为他祝寿，毛泽东明确回复：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1947年，毛泽东五十四岁生日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又想给他做寿，他坚决不答应，并讲出了三大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我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群众粮食紧缺，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我才五十四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

194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五十五岁生日。此时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他日夜操劳，密切关注着前方的战局变化。由于战局紧张，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吃不好、睡不好。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考虑到他们工作太劳累了，想趁毛泽东生日时，让他们放松一下。于是，中央机关食堂准备杀头猪，给毛泽东祝寿，做一顿他喜欢吃的红烧肉。可毛泽东听到消息后，马上叫来了行政处的伍云甫处长说：“云甫同志，听说你们要准备给我过生日，谢谢同志们对我的关心。生日不要过了，还是勤俭节约的好，希望你们今后再也不要给党的领导人过生日做寿，这样影响不好。这要定为制度，谁也不能违反。”毛泽东的一席话语重心长，使伍云甫既感动又惭愧。

从此以后，“不做寿”就成为党的一条纪律明确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多次在不同场合提起这些规定，他说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毛泽东拒绝把头像印在人民币上

刘立磊

1947年10月，华北财经办事处组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开始准备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制版工作。当时国内外纸币设计的惯例，是把执政党领袖或国家元首的头像作为券面主图印在纸币上。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爱之情，在设计第一套人民币票版时，把毛泽东像作为主图绘制在人民币上。当票版报请中央审查时，被毛泽东婉言拒绝。后来，负责财经工作的董必武经过研究决定，以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图景作为第一套人民币票面图案的设计原则，并且票子正面、背面除必要的阿拉伯数字外，一律用中文不用英文，立即请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制局根据这个原则重新进行人民币的设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一次会议休息时，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当面请示毛泽东，他说：“毛主席，您现在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了，人民币上可以印主席像了吧？”毛泽东笑了笑回答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当上了，但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进城前开会（指七届二中全会）已作了决议，定了‘六不’，应当如此。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防止骄傲功臣自居的现象。因此，现在也不能印我的像了。”这时，南汉宸才终于理解了毛泽东拒绝把自己的头像印在人民币上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之所以反对在人民币上印领袖像，是因为他从心底里反对宣传个人、搞个人崇拜的做法，认为自己身为一党领袖，更应该带头保持好谦虚谨慎的作风。

最后一粒救命药给了老百姓

郭凯

1948年5月，毛泽东乘吉普车离开城南庄前往西柏坡时，发现有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躺在路边的荒草丛上，身边坐着一位中年农村妇女，一群人正围着她们在着急。

“停车！”毛泽东喊道。司机周西林把车刹住，毛泽东第一个跳下车，大步走到孩子身边，蹲下来摸摸她的额头：“哎呀，烧得这么厉害！”“病啦！”妇女泪流满面。“看来病得不轻，多长时间了？”“三四天了，起头轻，越来越重。”妇女擦了擦眼泪，声音颤抖地说。“怎么到这里来啦？”毛泽东着急而关切地问。“打算去找个医生，可是孩子快不行了。”说着妇女又哭了起来。

看着孩子双眼紧闭、脸色蜡黄的样子，毛泽东眼圈泛红，猛地回头朝车上看去。“我在这里！”朱仲丽医生已经跑到孩子身边，用听诊器听，又量了体温，然后问孩子发病的过程，初步诊断是感染了肺炎。

“有救吗？”毛泽东问。“有救。”“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泽东大声吩咐。“可这药……”“没药了？”毛泽东又显出紧张担心的神色。“有是有……只剩一支了。”“什么药？”“盘尼西林。”“那就快用。”“这药太难找了，主席，你病好了没多久，万一再犯……”毛泽东对朱医生的犹豫有些不耐烦，他生气地说：“现在已经万不得已，人命要紧，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朱医生将那支珍藏很久没舍得用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给生病的孩子用上，不一会儿，孩子抬起了眼皮，醒了过来。看着转危为安的孩子，毛泽东转身叮嘱朱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到了西柏坡后，毛泽东仍然惦念着生病的孩子。他时常感叹：“农民缺医少药，闹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他的心中总是装着广大人民群众。

实事求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

王彦红

战役的胜败与战略决策紧密相关，如果实事求是对症下药，往往能事半功倍。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战略决战的需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朱德总司令经常深入基层，同指战员们一起研讨战法，传授指挥经验。

1948年5月10日，朱德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华东野战军前线司令部所在地河南濮阳慰问并指导工作。这时，粟裕所率的第一、四、六纵队正在整训，并准备南渡黄河进入中原作战，求歼敌邱清泉整编第五军等。由于当时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上实力仍很强劲，华野主力欲完成歼敌第五军等任务十分困难。到底如何对付这些敌人，是指战员们经常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朱德总司令在视察华东野战军时为官兵们出了一个高招。5月14日，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了一条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钩，尚未疲困，拼命扯往往会把钓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这样就把这条大鱼钓到手了。对第五军就要用这个办法，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

朱德还对大家说：“战术是灵活多变的，看什么天气打什么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这些都要从实际出发很好地去研究。我们不是完全不打硬仗，要看清对象，是什么敌人就打什么仗。如果敌人是弱的，我们可以来一个猛冲，在敌人没有展开、没有占领阵地以前，一冲上去就把它吓也吓倒了，战斗能很快解决……但要解决比较顽强的敌人，用这一套就不一定有效，甚至还要吃亏，还是用钓大鱼的办法好。这种办法是合乎辩证法的。”

朱德内容深刻、语言生动的讲话，给华东野战军指战员们很大的启示，正是按照朱德“钓大鱼”的办法，国民党第五军等劲敌被解放军一一解决。

红、蓝毛线诉说着艰苦奋斗的岁月

南洋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大院中央位置，坐落着一间土坯垒就的简陋民房，被誉为“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红、蓝毛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70多年前，在这间办公室里，作战室的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工作着，他们研究汇集敌我双方的情况，将各地发来的电报汇集整理，用红毛线、蓝毛线标出战役进展态势，并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汇报，然后再将中央的指示、命令通过无线电发报机发往全国各个战场。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后，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作战室的条件更简陋，除工作需要的基本陈设外，没有任何高级的现代化装饰。当时用的作战地图是多幅的，仗打到哪里，就挂哪张地图。参谋们绘图制表用的红蓝铅笔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为了节省来之不易的红蓝铅笔，作战参谋们灵机一动，想到可以用老乡送来的自纺自织的毛线来救急。他们把毛线染成红色和蓝色，这样就能代替红蓝铅笔来标注地图上敌我作战的情况。红毛线代表我方，蓝毛线代表敌方，我军和敌军各自部署则分别用大头针插上红、蓝光纸来标出。 

西柏坡时期的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整整十个月，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的灯火总是通宵亮着，屋内是领袖们和参谋们繁忙的身影。一封封胜利的捷报从战场前线传到西柏坡，军委作战室作战参谋拿着红毛线在地图上一圈一圈地标注，先是圈住了沈阳，接着又圈住了徐州、淮海。最后，红毛线直接套到了平津地区的“脖子”上。参谋们每天解蓝线、系红线，长长短短的红毛线、蓝毛绳圈出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20余场重要战役的胜利。

在西柏坡，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孕育出智慧，创造了用朴实无华的红毛线、蓝毛线标注地图的方法，书写了新中国辉煌的历史。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中锤炼出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品格。

小小铅笔头见证勤俭朴素的作风

崔霞

74年前，在西柏坡的党中央、毛主席部署指挥作战时，同前线指战员的信息往来大都通过电报。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期间，由毛泽东起草发往前线的电报就有190多封。

当时中央机要处的主要工作是收发翻译电报，担负着党中央和各战场的上传下达工作。此时正处在战争最为紧张的时候，大小战役不断，译电工作格外紧张繁忙，收发的电报多如雪片，译电员轮流24小时值班。这个工作的流程是，中央军委三局把从各战场收到的电报码派通信员送到西柏坡中央机要处各译电科，译电员马上把电报码译成汉字，再让通信员送到西柏坡中央大院机要室叶子龙处，机要室再分送五位书记；五位书记需要发出的电报由通信员送到北庄村中央机要处，译成电报码后再送军委三局发出去。当时没有现代高科技电子设备，全凭记忆来译电。情况紧急时就抄一页、译一页、送一页。

徐爱民是当年中央机要处的一名译电员，按照职责分工，她所在的译电三科重点对应东北战场。据她回忆，在西柏坡时期，虽然工作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由于物资缺乏，大家都非常勤俭节约，就连一支小小的铅笔都非常珍惜。同事们在工作中常常开展节约大比武，一支铅笔，互相比较学习，看谁写的字既多又清晰，而且用的铅笔少。削铅笔的时候大家都小心翼翼，谁要是不小心削掉了铅笔尖，大伙儿都会痛惜不已。剩下铅笔头，为了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大家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用废纸卷一个筒，一头套在一支新笔杆上，一头套上小铅笔头，用新笔杆顶着小笔头继续用。或者两头都用短的小笔头，中间用废纸套上顶着用，直到用完为止。

铅笔虽小，却见证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艰苦奋斗中创造的辉煌历史。

本报记者 杨惠玲 编辑整理

（作者为西柏坡纪念馆工作人员） 

文章来源：石家庄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