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崇高精神的孕育，总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大寨精神是在我党领导亿万人民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是大寨人艰苦创业实践中显现出的精神品质的升华。

大寨精神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和我党倡导并实践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相结合诞生的时代精神。新中国成立初，在一穷二白严酷形势面前，我党号召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在不同行业，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大寨村就是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1953年，大寨村党支部组织村民向穷山恶水宣战，制定出十年造地规划。他们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不分昼夜地苦干，十年的功夫，改造了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每年上缴国家20多万斤余粮。在壮烈史诗般的战天斗地实践中，大寨精神的内核已经孕育。尤其是1963年他们自力更生战胜洪灾，实现了三不少：“大灾之年卖给国家粮食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积累不少”，做到了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充分展示了大寨人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英雄气概和顾全大局、不向国家伸手的高风亮节。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严重灾害后国民经济调整期，农业生产还没有全面恢复到1957年水平，又加上国际局势紧张，中苏交恶、美国的越战升级、中印关系紧张、蒋介石也叫嚷要“反攻大陆”，因此，我们越来越重视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甚至还要减少农业投资以保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需要。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整个国家亟需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需要榜样和典型来激励人民建设的激情。毛泽东对大寨精神非常重视，1964年5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亩稳产高产田”。在党和政府“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大寨精神名扬天下，和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伟大精神一起，成为激励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数以亿计的农民群众斗志高昂地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治理江河，修建水库水渠，对后来多年的农业增产起了决定性作用。大寨精神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也是不能忘记的。

对大寨精神的实质内涵，曾有过不同的总结和概括。1962年，晋中地委将大寨经验总结为:“干部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相结合，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1963年11月9日，山西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向大寨学习的通知，对大寨的精神用三句话作了高度概括:“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要求各地从四个方面学大寨：一要学大寨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二要学敢于藐视困难、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优良作风；三要学以整体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四要学永远向前、并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在1965年7月至8月召开的山西省委二届一次会议上，省委再次对大寨精神作了“一条红线，五个要点”的概括:“一条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总路线挂帅。五个要点，就是: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二、有爱憎分明、一心向党的坚定立场；三、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四、有藐视困难、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五、有以国为怀、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

对大寨精神的概括，周恩来总理的概括是最权威、也是最经典的。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如下的概括:“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周恩来总理的概括有三个特点：一是抓住了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这个核心，二是抓住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个精髓，三是抓住了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这个亮点。40多年过去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推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看周恩来总理对大寨精神的概括，仍然能够感受到其鲜活的生命力。大寨人追求理想的开拓精神、永不言败的苦干精神和甘于付出的奉献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竭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