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幼年时期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没有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身重大军事和组织问题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指挥权，对思想上还未认识到错误的领导人，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改变了过去对犯错误同志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做法。遵义会议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光辉典范，是体现党内民主团结的光耀典范。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惨败后，博古、李德受到红军指战员的强烈指责，要求更换领导人的情绪明显滋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血的事实教育下，逐渐改变态度。所谓“担架上的阴谋”，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其他同志正常地交换意见，对党的事业负责的表现。不是“非组织活动”，不是“阴谋诡计”，而属于“个别酝酿”。遵义会议也是按照党的“会议决定”的原则，集体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事务。会议前后召开三四次，大家的意见发表得都比较充分。虽有尖锐的交锋但没有人身攻击，虽有严厉的批评但没有以势压人，就在作出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后，仍然允许一些同志保留意见。这是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表明我们党即使在幼年时期，对民主原则的奉行就是那么虔诚那么认真，无愧是一个按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这是一次真正团结的会议，这种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二是经过明辨是非后思想认识上的团结统一。

党的十六大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我们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创建中国政治文明的今天，进一步弘扬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42年，毛泽东曾经把遵义会议的民主团结精神运用到延安整风中，并提炼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1957年，毛泽东又把这种民主团结方法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方法。可惜未能贯彻到底，以至后来发生“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局部的和全局性错误。从这反面证明：党内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党内民主建设是一个现代政党生死攸关的自身建设课题。我们一定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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