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来贺虽然已经去世十年多了，但他的精神永存，刘庄村新班子和全体群众继承了他的好思想、好品格、好作风，他们“守好业、创新业”，追逐着自己的“中国梦”、“刘庄梦” 。
　　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村党支部（党委）书记史来贺，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基层干部。1930年他出生在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受尽了旧社会的苦。1942年河南省大灾荒，他一家饿死三口人。1947年当地解放后，他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对党满怀深情，不久就当了民兵，并担任村民兵队长、乡联防队长。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剿匪、反霸、支前、土改等各项工作。1952年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50年，直至2003年4月病逝。 
　　50年间，史来贺带领刘庄人阔步前进，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幸福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他自己先后荣获市以上各种荣誉称号50多个，比如“全国劳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党务工作者”、“河南省特等劳模”等等。他连续担任过十三至十六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第三、五、六、七、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五、六、七、八届是全国人大常委。 
　　坚持共同富裕的道路 
　　刘庄地处黄河故道，全村1800亩土地被4条深3米的大沟分割成750多块，而且土质沙化，高低不平，无雨则旱，有雨则涝，生产条件极为恶劣，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住的茅草屋，吃的糠菜粮，穿的破衣裳，要饭逃荒卖儿郎。”这就是当年刘庄的实际情况。为改变落后面貌，上世纪50年代初，史来贺带领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用了10多年时间，搬动200多万土方，填平沟壑，平整土地，建起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一份辛劳，一份收获。刘庄人的艰苦奋斗终于得到丰厚的回报。1957年，刘庄千亩棉田平均亩产皮棉111斤，走到全国前列，刘庄也因此一跃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 
　　史来贺并不满足于土里刨食。他认为，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仅靠粮棉是不行的，还必须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工林牧副一起抓。为此，他带领刘庄人兴办起畜牧场，由3头小奶牛、10多匹新疆马起家的小畜牧场迅速发展成为拥有上千头牲畜的大畜牧场和猪场，成为刘庄发展商品经济的突破口。为了让刘庄群众富起来，他又向工业挺进，兴办起机械厂，从开始仅有三个半人的铁木业组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几十台机床的大厂，为拖拉机配套的小喇叭响遍全国各地，小型奶粉机销往20多个省区市。接着，又陆续建起了食品厂、造纸厂、淀粉厂等。刘庄村办企业的发展，既有效地解决了剩余劳动力问题，也为集体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来贺继续带领群众向高科技进军，建起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华星药厂。华星药厂于1986年正式投产，1988年产值就超过3000万元，肌苷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大家第一次尝到了真正富裕的滋味。 
　　史来贺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个村子里的乡亲，如果有人富得流油，有人吃不饱，穿不暖，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庄曾发生“统”与“分”的争论。为此，史来贺反复学习研究中央文件，分析本村实际。刘庄当时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5天就可以完成全村的收播任务，5天可以给庄稼普浇一遍水，如果把集体的机器、设备、财产分到各家各户，必然影响统一管理和有效使用。而且当时全村70%的收入来源于工、林、牧、副业，三分之二以上的劳动力已经转到了二、三产业上。这种情况下简单地“一分了事”肯定会使生产下降，引发许多矛盾。分与不分，群众当中也有不同看法。全村300多户出现三种意见：一是“不分”，占75%左右；二是“两可”（分也可、不分也可），占20%左右；三是“分”，占5%左右。史来贺一家一户做工作，分析村里的实际，讲共同富裕的道理，渐渐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最后只剩两户坚持自己干。根据这种情况，史来贺提议并经群众同意，成立刘庄村农工商联合社，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专业承包，把土地承包给农业专业队，工厂承包给各个企业集团。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既促进了全村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巩固壮大了集体经济，实现了共同富裕，得到了全村人的拥护。原先分出去的两户最后也回来了。 
　　“不刮风，不跟风” 
　　史来贺“不刮风、不跟风”，还善于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他始终坚持从刘庄的实际出发，从刘庄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谋发展。上世纪50年代办高级社的时候，区里规划把全乡8个村的30多个初级社合并为一个大社，并让史来贺任社长。但史来贺认为办大社矛盾比较多，肯定办不好，坚决不同意任社长。他的意见没有人听。全乡8个村合并成了大社，召开庆祝大会。刘庄单独成立了高级社，同一天也召开庆祝大会。区里拒不承认刘庄高级社，不让他们参加会议，不向他们传达文件。就在这时，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中国农村情况复杂，从目前来看，一村一社比较好。这下子压在史来贺心上的大石头才去掉，刘庄高级社取得了合法地位。这年老天不帮忙，大社粮棉大减产，而刘庄却获得了丰收。 
　　公社化后很多地方一度刮起“浮夸风”、“共产风”，但刘庄坚持实事求是，不虚报，不浮夸，不放“卫星”，反对平调。秋种时，公社压刘庄小麦密植，每亩要创高产15万斤。史来贺不无讽刺地说，如果这样可行的话，全村种3亩地就行了；村会计也说，如果把15万斤小麦装入麻袋放在一亩地上，能堆放两层，尖锐幽默地批评了瞎指挥。当时公社到刘庄搞平调，任意刨树、调粮。史来贺让来人开具收据，例如刨走了几棵树，多高、多粗等等，都详细地记下来。他说，这样做的好处，一是给群众一个交代，刘庄的东西哪去了；二是给干部一个清白。不久中央发出通知，彻底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平调的东西要退赔。刘庄按收据领回7.2万元退赔款。 
　　史来贺还认为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绝不能搞“一刀切”。上世纪70年代，刘庄有了一定的积累，经过社员讨论，要建设新农村。他到北京建筑设计院请人帮助绘制新村蓝图，并提出新村要整齐一致、节约土地、方便社员、楼上楼下、一户一院、美观大方，50年不落后。正当开工建设时，公社、县里来了人，劝史来贺“先治坡，后治窝”。史来贺说，我这里的坡早就治完了，有了条件为什么不能改善居住条件？难道要一直住在茅草房里吗？来人很生气，说他年纪大了跟不上形势，劝他辞职。他则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才40多岁，怎么就年纪大了？全县农村有几个能赶上刘庄，我怎么就跟不上形势？为了应付不测，他组织支部讨论，确定了一、二、三线责任人。他在社员大会上宣布：现在我是第一责任人，如果我干不成了，第二线接着干，第二线干不成了，第三线接着干，要像愚公移山那样一个接着一个干，一定要把新村建起来。 　　依靠群众创大业 
　　相信和依靠群众是史来贺一贯的作风。他担任村支部（党委）书记50年，带领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大事，改变了刘庄的面貌。他说：平整土地是群众一块一块整的，农田水利建设是群众一锹一锹干的，房子是群众一砖一瓦盖的，工厂是群众一座一座建的，个人的力量有限，群众的力量才是巨大的。 
　　关心群众生活，首先要让群众吃饱、穿暖，这是史来贺当干部的一个原则。生活困难时期，他亲自抓食堂，抓节约用粮、计划用粮，全村没有出现浮肿病，更没饿死一个人。每当夏、秋大忙时节，或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时，他都反复强调：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让群众吃饱饭，睡好觉，休息好。他心里装着全村的乡亲，特别是那些困难户，每天晚上“过电影”：从村东到村西，把困难户想一遍，谁家遇到什么困难了，谁生病了，谁的孩子该上学了等等。对残疾人、“五保”户，他想得更为周到，凡是有困难的，都千方百计给予照顾。就在去世前，他还嘱托村干部去看望一位有残疾人。 
　　史来贺还是一位善于团结群众的典型。即使是那些诬陷过他的人，他也不记仇，更不打击报复，而是真诚沟通，团结他们一道前进。上世纪60年代初，正当刘庄战胜三年自然灾害胜利前进的时候，“四清”运动来了，村里来了工作组，有两位省部级干部、6位厅局级干部和50多位处、科级干部。不知从哪里刮来的风，说什么“越是红旗单位问题越多”。于是，工作组一进村就踢开党支部，把史来贺抛在一边，连生产也不让他管，而要找他的问题。开始，群众对史来贺提不出什么意见，工作队就“扎根串联”，搞了几个月，总算抓到了史来贺的“问题”。可是，一经核实，证明都是编的。史来贺是个清清白白的好干部。在事实面前，带队的那两位省部级干部也转变了态度，他们把史来贺和那十多个“根子”找到一起，批评这些“根子”编造假情况，委屈了史来贺。然而史来贺一点也没有抱怨，反过来还劝这些“根子”放下包袱，好好搞生产。 
　　不怕吃亏带头干 
　　史来贺一心想着群众，一心想着集体，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职务高低、待遇多少。他对支部一班人说，党和群众把刘庄交给咱们，咱们就要一心一意为全村人谋利益。由于工作出色，组织上想让他到县委、地委任副书记，都正式下发了任命通知。他却说，我知道自己的工作能力，只适合干村里的支部书记，对进城做“官”一点也不动心，最后只同意“兼任”县委、地委的副书记，日常工作都在刘庄。 
　　史来贺当支部书记50年，总是吃亏在前，不沾公家分毫便宜。他兼任地委、县委的副书记，有时去地委、县委开会或做其它工作，按规定要由地委、县委开工资。他把握一条，如果村里的工分值高于地委、县委的工资，就拿地委、县委的工资，不要村里的报酬；如果村里的工分值低于地委、县委工资，就把从地委、县委领的工资交到村里，只拿村里的工分值。 
　　不拍吃亏，是史来贺当干部的一个“诀窍”。他说，怕吃亏的人不能当干部，只有不怕吃亏，才能做到“说话有人听，号召有人应”，群众才服气。上世纪70年代村里建新居，在处理原来宅院中树木、旧料折价时，史来贺又一次吃了亏。他家有6棵大榆树，曾有人开价3000元都没有卖，而这次建新村只作价1000元，群众都说“老史吃了大亏”。 
　　史来贺心里向来只有“大家”，没有“小家”。为了集体的事，他经常忙得连家也不顾。最让人难忘的是他父亲去世时，他因抢险救灾竟然顾不上料理丧事。1963年8月天降大雨，农田一片汪洋，他带领群众紧张排水。正在这时，邻居跑来叫他，说他父亲病危了。他只顾干活，没有立即回家。邻居第二次跑来叫他，他把事情安排好跑回家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很快就咽了气。他抱着父亲大哭一场，却又安排妻子、姐姐料理父亲后事，自己跑回田间排水去了。他在处理父亲丧事时倡导全村从这次做起，亲人去世开个追悼会，废除披麻戴孝、烧纸钱、上供菜等陈规陋习。从此，刘庄人丧事从简，一直坚持至今。 
　　史来贺不仅苦干，而且苦学。他说，要想把生产搞上去，光靠出大力、流大汗是不行的，还要靠知识，靠科学种田，依靠科技致富。因此他带头刻苦学习理论，学习农业科技知识。为了提高棉花产量，他和几位社员曾连续8年在棉田里摸索棉花生长规律，掌握虫害活动特点和防治虫害的技术。他自学《农作物栽培学》、《土壤肥料学》、《遗传学》等专业书籍。据农业专家测试，史来贺的农业知识达到了大专水平。他还总结摸索出“小倒茬，大间作，耐病品种加综合”防治棉花枯萎病的方法，先后培育出刘庄1号、2号、3号棉花优良品种，大幅度提高了棉花产量。“刘庄3号”还曾经推广到河北、山东、山西等地。 
　　抓班子、带队伍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农村要致富，必须建设好支部。”“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支部，支部看支书。”做好农村工作，首先要把党支部建设好，特别是要选一个好的带头人，这是一条基本经验。史来贺非常重视支部建设。他说：党支部是农民群众的领路人、主心骨，支部怎么领，群众就会怎么干。史来贺认为支部工作必须坚持两点论、重点论。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组织起来以后，党支部的主要任务必须转到领导群众发展经济上来，让群众尽快过上富裕生活。在长期的实践中，他总结出做好农村党支部建设工作必须要处理好的四个关系，书记与委员的关系，书记要发扬民主，不搞家长制；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要让群众参与决策，并监督干部；下级与上级的关系，下级要多请示、汇报，结合实际落实好上级精神；干部与同自己有矛盾的人的关系，干部要主动、及时地化解矛盾，团结大多数人。同时，建立了“四不准”的制度，即不准以权谋私，不准搞宗派，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打击报复，违者免职。这些规定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村干部办事公正，分配公平，换来了群众的信任，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刘庄党支部（党委）非常重视党员的思想建设。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坚持“三会（党员小组会、支部委员会、党员大会）一课（党课）”制度。 
　　刘庄富了，也有名气了。为防止大家在成绩面前产生自满情绪，史来贺教育干部群众一定不要骄傲，不要懈怠。他说，如果骄傲自满，不仅经济可能滑坡，思想也可能滑坡，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他特别注意防止村干部搞特殊，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和群众同甘共苦。他自己也带头不脱离劳动，“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群众说他是“拉上坡的老黄牛”。大办工业后，他又带头学习企业管理知识，人们称赞他“像个专家”。 
　　现在，史来贺虽然已经去世十年多了，但他的精神永存，刘庄村新班子和全体群众继承了他的好思想、好品格、好作风。他们“守好业、创新业”，抓住发展不放松，层层递进，步步加速。全村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先后建立了8个企业集团，还入股北京、上海等地企业，与沿海发达地区企业合作组建的河南绿园药业，总投资10.8亿元，生产31个品种，大部外销。2012年企业销售收入近30亿元，上缴税金上亿元。农业生产全部机械化、水利化，全村1000多亩耕地只有19个人承包，彻底摆脱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整个村庄俨然就是一个美丽的公园。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更上一层楼。每户居住面积470多平方米，人均可支配收入3.2万元，集体福利40多项，老年退休金八九千元，衣食住行学全有保障，生老病死伤都有人管，无任何后顾之忧。全村上下洋溢着文明和谐、欢乐祥和的气氛，党风好、村风好、民风好、家风好，社会安定，人心稳定，干部群众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他们满怀豪情地追逐着自己的“中国梦”、“刘庄梦”，信心百倍地描绘着一个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新刘庄的壮美蓝图。 
　　（作者系中央组织部原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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