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西城区一个静谧的院落里，杨贵穿着一件鲜亮的灰色毛衣，在宽大明亮的书房里一边翻看着自己刚刚出版的回忆录，一边跟前来给自己84岁生日祝寿的儿孙们聊着自己的传奇往事。他身体健康，动作灵便，谈吐风趣，思路清楚，毫无龙钟之态。
　　心血浇铸红旗渠，杨贵树起了中国水利建设的一面旗帜
　　1954年4月，26岁的杨贵被任命为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对这位15岁入党，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年轻人来说，林县并不陌生。林县位于河南省北部，靠近山西、河北两省交界，是个山高坡陡、土薄石厚的贫瘠山区。早年在山中打游击时，杨贵就听说过，林县十年九旱，老百姓平时没水洗脸，长年累月都不洗衣服，只有在婚丧嫁娶这些大事来临时，才舍得去缸里舀出一点点水来，全家人合用一个洗脸盆，你洗完了我洗。洗完的水也舍不得丢掉，或是给牲口喝，或是去浇菜。因此，林县的姑娘嫁人是“不图你的万贯家产，就图你的有水洗脸。”
　　来到林县后，杨贵暗下决心，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也要让在政治上翻了身的林县人民，在生活上也来个大翻身。而要让林县人民过上富裕生活的关键在于解决缺水问题。于是，他组织县委一班人深入群众，广泛调查研究，根据林县境内几条河流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充分利用好河里的水，挖掘出地下的水，蓄存好天上的水”的解决规划。按照这个规划，他带领群众打了很多口井，并从1955年开始又带领群众相继修建了抗旱渠、天桥渠、英雄渠和3个中型水库。
　　就在杨贵为林县人民生活将得到改善而欣慰时，1959年的一场大旱又将他的美好愿望击了个粉碎。这场大旱让流经林县的几条河流全部断流，已建成的渠道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打下的旱井也都已干涸。面对这些形同虚设的水利设施，杨贵从陶醉中清醒过来——必须得走出林县找水源。
　　1959年6月，林县派出3个调查组顺着漳河、淇河和渐河逆流而上，寻找新的水源。很快，他们就把目标锁定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漳河上。漳河最大流量达7000立方米／秒，常年流量30立方米／秒，即使在枯水季节也不少于10立方米／秒。
　　为了让山西方面同意从漳河引水，杨贵除了报请河南省委与山西省委协商外，还趁春节之际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打电话拜年，恳请曾在林县工作过的他帮助协调解决。
　　在杨贵的努力下，一切进展顺利。1960年春节刚过，杨贵就带领近4万名修渠民工，自带口粮、被褥和简易工具进驻了工地。他们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没有经费、物料——自己筹，不会技术——干中学，知难而进，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苦干10个春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硬是削平了1250个山头，架高151座渡槽，凿通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在太行山中建成了闻名中外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杨贵也因此名声大震。
　　红旗渠开工时，正值我国3年困难时期，参加修渠的干部民工每天每人只有1斤原米、1斤半疏菜。这看似很低的生活标准，在全国来说已经是高高在上了，因为“大跃进”、“浮夸风”，已经致使许多地方的群众断了口粮。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11月，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休整”，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红旗渠也面临着停工的危险。
　　作为县委书记，杨贵明白，中央要求休整是因为全国粮食紧张，以停止工程建设来全力保证老百姓的生命。可杨贵更明白，由于自己在“浮夸风”盛行时没有跟风，县里还有几千万斤的储备粮。如果执行上级政策，工程停下来，整个工程很可能就因此夭折；如果不停，又违反中央政策。最后，杨贵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绝大部分民工回生产队休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米长的隧洞“青年洞”。
　　没想到，杨贵的这一折中方案却授人以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到上面告了杨贵的状。1961年7月，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到新乡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左”的偏差，一听说林县县委不顾群众死活，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非常生气，随即指示撤了正在新乡开会的林县组织部部长的职，还把杨贵叫到新乡开会，准备也撤了他的职。在会上，杨贵详细汇报了林县的实际情况，这位副总理听了立即派人到林县调查，证明杨贵讲的是实际情况后，才恢复了被撤的县委组织部长的职务。然而，“文革”的爆发，杨贵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文革”揪斗走资派，杨贵在磨难中得到周恩来总理特别关照
　　1966年9月21日，林县文化大革命也开展起来。这天凌晨，地委的造反派组织200多人开着7辆汽车来到林县，用大喇叭高喊“打倒杨贵”、“杨贵是搞资本主义的黑典型”、“杨贵是反对毛主席的”、“修红旗渠是杨贵为了捞政治资本”、“红旗渠是黑渠”等口号。不久，他被关进了地委机关一间只有5平方米的小屋里，遭到造反派的轮番批斗。他们质问他：“你说，你是不是走资派？你修建红旗渠是不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你是不是挥霍了国家的退赔款？”一连串的质问，把杨贵搞得摸不到头脑，他咬着牙，与他们分辩争论：“我不是走资派，修建红旗渠不是为我自己树碑立传，是为造福林县人民的，连周总理都支持我建红旗渠！”
　　逼供没有得逞，地委的造反派们便来到省委，逼迫省委撤销杨贵的职务。省委的主要领导顶不住造反派的压力，只得同意撤了杨贵的县委书记职务。
　　1966年12月5日，安阳城召开了有5万人参加的批斗杨贵的大会。会议一结束，又把杨贵拉出去游街，然后将其关在安阳地委的一个小院子里。在这之后的日子，杨贵一直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直到他离开林县到北京工作。
　　就在1966年9月份，安阳地委机关造反派与林县反对杨贵修建红旗渠的一些人联合起来，准备在安阳和林县掀起更大规模的造杨贵反的运动时，消息传到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周总理非常着急，立即请谭震林副总理给河南省委打电话，让杨贵火速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以脱离造反派的冲击。省委将电话打到安阳地委，却被扣压。周总理见杨贵没有到北京来，便二次让河南省委打电话，谁知，依然被造反派给扣下了。
　　1967年，周总理得知杨贵受迫害、受摧残的情况后，极为重视，亲自打电话给河南省有关领导，指示无论如何要找到杨贵，并确保他的安全。1968年4月，在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杨贵担任了林县革委会主任。 　　重新开始工作的杨贵很快从被批斗的阴影中走了出来。7月份，他便带着近万民工，拉开了修建红旗支渠的大幕。到1969年7月，整整一年时间里，杨贵和他的挖山勇士斩断了1004座山头，跨越了850条沟壑，修建渡槽90多座，凿通大山隧洞70多个，共修建了41条支渠，终于使红旗渠工程彻底告竣。
　　当支渠上插着的红旗迎风招展时，杨贵却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哭了。他对着太行山大喊：“总理！我建完了红旗渠，我终于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林县的老乡们！我终于可以让你们有水吃了！”
　　1969年7月8日，《河南日报》发表了《规模宏伟的林县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的文章，详细报道了红旗渠全面完成的情况。7月9日，《人民日报》又以《林县人民十年艰苦奋斗，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并配发了社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一曲凯歌》。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来参观红旗渠的人络绎不绝，每天达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再加上《红旗渠》纪录片在全国城乡放映，红旗渠的名声响彻了中华大地，甚至超过了那时的大寨。
　　周总理在这年年末接见外宾时说：“当代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在北京，他不断号召中国各级领导者和国际友人到林县去参观，去感受林县人民的壮举。为此，1970年，林县被正式批准为对外开放县。
　　然而就在此时，曾经偃旗息鼓的造反派们又纠集在一起，四处造谣，说什么“红旗渠是刘少奇、邓小平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杨贵是只抓生产不突出政治，穿新鞋走老路”等等。为了达到整倒杨贵的目的，这些人跑到省里向省革委会告状。杨贵再次被告状的那些人拉出来批斗。
　　1972年10月，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来到林县考察。当她得知杨贵被迫害后，亲自起草了一封信，派专人紧急送往北京周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阅信后非常气愤，立即通知杨贵火速来京参加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河南省委常委和河南省军区党委会议。一接到通知，杨贵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京西宾馆。当他刚一走进会议室，李先念副总理便上前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杨贵同志，委屈你了，康克清同志反映你挨整的信，我们都看了，总理也看了，他们把你整得好苦哇!”
　　11月2日晚，周总理接见河南与会的全体人员。他握着杨贵的手，无限深情地说：“杨贵同志，他们整得你好苦呀!”周总理流出了眼泪，不再说话了，整个会议室一片寂静。
　　这次会议，对杨贵修建红旗渠的创举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会议结束时，根据周总理的提议，河南省委决定调杨贵任安阳地委书记兼林县第一书记。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经周总理提名，杨贵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1月，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杨贵调到公安部工作。
　　丹心辉映红旗渠，杨贵与林县人民心连心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杨贵带领群众修建红旗渠深深赢得了林县老百姓的心。就在1966年9月21日，安阳地委机关200人到林县造杨贵的反时，林县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质问车上的造反者：“你们凭什么要打倒杨贵？杨贵带领我们修建红旗渠是领我们走社会主义光明幸福路，怎么能说他是反毛主席，是搞资本主义？”“你们到林县来造杨书记的反，是不是昧着良心不让我们老百姓过好日子？你们说杨书记在搞个人崇拜，你们有什么证据？我们林县人民就是崇拜杨书记，没有杨书记能有今天的红旗渠吗？”林县群众的愤怒和质问，把车上的造反派弄得哑口无言，只好说他们也不明真相，是被拉上车的。
　　1967年2月末，安阳地委机关造反派将杨贵交给了林县造反派组织。这些人用汽车拉着杨贵，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轮番批斗。每场批斗都有人揭发杨贵如何反对毛主席、如何反对学毛著、如何搞资本主义……之后，他们便将杨贵关押到县一中的一间教室里，由几个人昼夜看守。
　　这时候，林县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从修渠工地上停工下来的人，无不忧心忡忡，担心杨贵的生命安全。大家经过秘密商议，决定铤而走险，救出杨贵书记。
　　1967年5月10日，当看管杨贵的几个造反派睡午觉时，5个陌生人推开杨贵囚室的门，不容杨贵分辩，架着他就上了一辆卡车，随即向着红旗渠方向疾速驶去。来到红旗渠的渠首，车上的几个人才对杨贵说：“杨书记，你不用担心，我们是来救你的。现在我们把你拉到这里，是想再让你看一眼你亲自带领我们建造的红旗渠，然后我们准备把你送到山西藏起来!”杨贵望着眼前的几个陌生人，眼泪禁不住涌了出来。
　　自1973年11月杨贵离开林县这个既让他闻名，又让他伤心的地方后，转眼十几年过去了。那十几年，他一直没有回过林县，不是他不想红旗渠，不是他不想那些可亲可敬的乡亲们，而是他心有余悸啊……
　　转眼到了1990年，林县县委书记杜魁兴有感于红旗渠的精神应当重新提倡，决定搞一个红旗渠通水25周年的纪念活动，并真诚地邀请杨贵参加活动，请他回林县看看红旗渠。杨贵虽兴奋不已，但他还是婉拒了邀请，而代之以一封贺电。
　　4月5日，纪念红旗渠通水25周年纪念活动隆重召开，杨贵的贺电在大会上一经宣读，全场立时沸腾。原来，林县的老百姓多年来日夜思念着他们的杨书记，只是不知道杨书记的下落，以至于林县流传着杨贵早已去世了的说法。杨贵的贺电一宣读，表明杨贵还健在。于是，通水25周年的庆祝活动伴随着“老杨还活着”、“老杨还健在”的欢呼声霎时被推向了高潮。
　　林县人民对杨贵的思念之情，很快传到了远在北京的杨贵那里，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恰在此时，国务院扶贫办在大别山召开一个扶贫会议。于是，杨贵借开会之便，于5月9日上午，悄悄来到了林县。
　　当他来到已经解甲归田的原红旗渠指挥长马有金的家时，马有金惊呆了，随即竟像孩子似的呜呜哭了起来。接着，马有金陪同杨贵看望了当年为红旗渠立下汗马功劳的任羊成、王师存、郭秋英、李改云、张买江等特等劳模。
　　当天晚上，林县县委紧急安排了一场《红旗渠之歌》文艺晚会来欢迎杨贵。演出结束，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人们一声又一声地呼唤着杨贵。杨贵两眼闪着泪花，不断地向群众合掌致意。
　　此后，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为红旗渠题词：“发扬红旗渠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91年4月27日，杨贵应邀出席了在林县召开的李先念主席给红旗渠题词的揭牌仪式。在现场，当主持人介绍到杨贵时，5千多人的会场立刻沸腾了，雷鸣般的欢迎掌声长达十几分钟。
　　大会结束了，但台下的人却依然不动，全都齐刷刷地站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杨贵！杨贵！”杨贵含着泪花走下主席台，颤巍巍地把双手伸向人群。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杨贵，都希望能面对面地看一看他们的老书记、他们的好书记。无奈，人实在太多，杨贵刚握了一个人的手，紧接着又被另一个人抢去了，就这样被簇拥着来到了会场外。外面更是人的海洋。“杨书记还活着！“杨书记来看我们了!”“杨书记我们想你!”“杨书记是林县的大恩人!”亲切感人的呼喊声响彻会场内外。
　　晚上，杨贵住进林县宾馆，人们一拨儿又一拨儿地赶来，不知不觉就到了天亮，杨贵与乡亲们见面居然一夜未眠。
　　时任省长的李长春目睹这一感人肺腑的场面，感慨地说：“一个县委书记，调离岗位20多年了，还能得到人们如此拥戴，这实在是奇迹啊！这也充分说明了杨贵当年领导林县人修建红旗渠是正确的，是造福人民的。”
　　林县群众的热情终于打开了杨贵的心结，1993年5月，他携夫人韩小信第三次回到林县。这次回来，他同当年下乡一样，一头扎到村民家，走了一村又一村。老乡们看着当年风华正茂的杨书记，如今已经满头银发，真心希望他常回来看看。
　　2010年9月24日，已80多岁的杨贵再次回到了他生活战斗了20余年的山城林县。这天下午，他来到河顺镇可乐山村、东山村看望群众。村里的男女老少听说老书记回来了，纷纷拥到大路上。当杨贵来到一群老人面前与他们一一握手，并询问他们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时，让他惊讶的是，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这样回答的：“我比您小两岁”，“我和您同岁”……记忆穿越几十年的时空，他们一直没有忘记老书记的年龄，因为，是红旗渠把这种记忆强化得太深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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